6家C刊的投稿诀窍，我们用科学研究方法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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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内容摘要
学术期刊在知识生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把关的标准和过程却一直是整个学术界隐形的规则。通过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6本CSSCI期刊编辑的深度访谈，旨在揭示学术期刊把关论文发表的内部知识。研究发现，首先，期刊的定位和发展受到了所在组织机构的强烈影响，进而会影响到期刊对于论文的选择标准；其次，匿名评审被引入，但现有新闻传播学术生态状况使得传统“三审制”依然起着较大作用；最后，格式体例和文字差错等细节成为容易被作者忽视但又是编辑个体在乎的审稿因素，在论文内容的专业评判标准方面，各类期刊编辑有共性之处，但也会基于刊物的定位而有自身的理解。
关键词
学术期刊；知识把关人；匿名评审
2012年，《传播与社会学刊》组织两岸三地的八位主编围绕大中华地区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现状与发展展开专题讨论，涉及到期刊定位、论文评审、学术考核等一系列问题。①在随后2013年的专刊中，围绕这些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索：华人传播学界学术发表和引用情况②；学术期刊如何被各种社会力量所制约③；学术期刊与知识生产、学术表现之间的关系④。这些启发性的研究引发我们对学术界一些重要却隐形的问题的思考：作为发表平台的学术期刊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什么样的稿件才能获得编辑的青睐？而筛选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事实上，不发表就出局早已成为学术圈的残酷规则，这直接关乎学者的绩效考核、职位晋升和学术声誉。但是，学者们对于期刊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个体的经验体会、同行分享或相关学术场合与编辑的短暂交流，期刊内部的具体环节/流程因为未知常常被称为“黑盒子”⑤， 这也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和猜测⑥。2016年，传播学领域顶级期刊《传播学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主编专门撰文解释了期刊评审的过程，因为“透明性对学术诚信和学术发表声誉至关重要”⑦。 本文将基于对中国新闻传播学期刊编辑的深度访谈，来回应以上的问题。来自编辑自身的声音，赋予我们知晓、理解和分析学术期刊内部运作的一手材料——也响应邓正来对于学术场域的反思呼吁——借由此棱镜窥见更大层面的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知识生产、学术自主和权利关系。⑧
作为知识传播的重要平台，学术期刊在引领学术发展、推动学术进步方面至关重要。截至2016年，在国家层面正式被认定的学术期刊共计6449本。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学术期刊，我国已形成多个期刊评价系统，其中以南京大学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简称CSSCI）影响最大。CSSCI本来是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受教育部委托研发的引文数据库，目前已被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当作学术考核的重要依据。
表1：中国新闻传播学期刊主办单位分布⑩（统计数据来源：曲飞祝、杜骏飞，2016）
新闻传播学领域目前共有期刊79本【11】，在南大公布的新一轮核心期刊（2017-2018）中，入选来源期刊的有15本，拓展版来源期刊6本，集刊7本。每两年新一轮的期刊名单都会有部分调整。因为CSSCI与高校考核的挂钩，因此其遴选必然影响期刊的稿件数量和质量、学术声誉。在这种生态体系下，排名和竞争容易导致期刊对自身定位和发展的忧患意识。不仅如此，在近些年中国学术“走出去”的大环境下，期刊国际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在海外期刊发表文章，这直接影响了本土期刊高水平的稿源；另一方面，海外期刊的相关规范如匿名评审，也带动我国学术期刊的改进;有些高校也和海外出版集团合作，直接按照国外的学术体系创办学术期刊，如中国传媒大学的Global Media and China，浙江大学的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和China Media Report。
在这种外有来者，内有竞争的情况下，如何谋求生存与发展便成为每家学术期刊必须思考的问题，基于此，研究提出第一层级研究问题，贵刊的学术定位和发展目标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定位？为达成这个目标，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在学术界论文发表始终是悬在学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正如学者指出的，在进入学术场域的游戏场中，你必须知道游戏的规则是什么【12】，而有些规则是隐形或不成文的，却恰恰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最新一轮的新闻传播学C刊（包括来源期刊、扩展和集刊）已有28本，而这些期刊面对的则是全国681所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的6912名教师和225691名学生【13】。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下，来自学术期刊内部的声音却是缺场的，大部分编辑决策的过程都属于幕后工作。对于投稿者，特别是刚刚迈入学术圈的青年学生和学者，围绕这些隐形的规则产生了一系列的困惑：稿件的评审流程到底是如何开展的？作为学术把关人的编辑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些稿件被直接拒稿？又有哪些原因让编辑眼前一亮，入其法眼？不同期刊的编辑是否有特定的议题、方法和范式偏好？
以上问题的讨论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因核心数据的获取难度（缺乏相关期刊编辑的访谈或田野调查），相关的研究要么是基于发表文本的内容分析，辨识出某个或某些期刊发文数量变化、常见话题/方法/理论或学术偏好，例如有研究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79本期刊进行了统计，发现整体上这个领域期刊存在着学理探索和业务实践两级分化的情况【14】。还有的研究从期刊匿名评审的文本入手分析，讨论学术期刊对稿件的遴选标准。例如，有文章对2005年投稿给《传播学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120篇论文的所有匿名评审意见进行分析，总结了这本领域顶级期刊的七个选稿维度【15】。不同于西方学术出版被少数出版集团垄断，中国的学术期刊镶嵌在单位制度中，例如隶属于某研究机构或高校，因此在整个运行机制和规则上都有别于西方【16】。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目前实行匿名评审的期刊较少，期刊编辑对于整个学术实践的把关便凸显成重要问题【17】。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二和第三层级研究问题：期刊的编辑构成和分工是什么？期刊采取什么审稿制度，具体审稿流程是什么？编辑眼中评判论文的标准是什么，换言之，期刊编辑认为什么是好的研究？
鉴于南大C刊在我国学术领域的重要影响，本文以其公布的2017-2018年期刊目录为范围。在其公布的来源期刊、拓展期刊和集刊中，以其中最为核心的来源期刊为目标。聚焦的新闻传播学六本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当代传播》《新闻记者》。
本研究采取的是目的抽样，主要是通过人际关系网络、熟人推荐，对目标期刊的编辑进行深度访谈。通过前期情况摸底，我们了解到目前期刊编辑分为专职和兼职，两者主要是在身份制度上有所区别，前者属于编辑岗位，侧重具体业务、文字等技术性工作；后者则是来自教研序列的科研人员或教授，负责稿件内容、评审等工作。虽然我们发现两者的工作内容在具体实践中相互交叉，但是在人员数量上兼职类编辑却占据大部分。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访谈中兼顾两者，但在数量上采访了较多的兼职编辑，最终成功访谈6名人员。鉴于我们的研究人群较小，而在小圈子人群中，诸如性别、年龄、教育背景、以及工作时限等常规信息都有可能导致受访者身份的暴露，故本研究不汇报任何关于受访者的信息材料。
访谈在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之间进行，6位访谈中1位通过面对面的形式进行，5位电话访谈。所有访谈持续时间在1小时到2小时之间，平均时长为80分钟。本文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根据研究问题设计了访谈提纲，主要问题包括：
1）期刊的定位是什么（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如何看待本期刊在整个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中的位置？最终想通过期刊达成什么样的学术目的？
2）编辑部有多少人，职责分工是什么？一般来说，你们日常的工作流程是什么？
3）是否实行了匿名审稿，在什么情况下，基于什么目的实行？具体如何操作？这中间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同时采取了什么措施？
4）对你来说，一篇论文哪些方面能迅速吸引你？你会因为什么原因马上拒绝一篇论文？
5）你认为来稿中存在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你认为什么是一篇好的论文？
6）你对投稿人有哪些话最想说？
需要说明的，访谈在每次进行之后，两位作者都迅速转录文本，并针对访谈内容进行讨论，这样一方面及时调整下一个访谈对象的问题，在上一轮访谈中发现的有价值的信息会加入下一轮，另一方面营造访谈者之间的对话和碰撞，试图捕捉相关洞见。例如在第一次访谈，一位编辑提到，他们杂志的定位就是高冷。由此认为被访者的自我评判直接体现了他们的定位，因此下一轮访谈中，增加了这个问题，“有编辑说他们的定位是高冷，那您如何定位自己期刊？”另一方面，两位作者的讨论、笔记和数据分析贯穿在整个采访之中，每次采访完成之后都会针对采访内容和亮点不断进行抽象和总结，并将讨论笔记记录下来，每次访谈的事后讨论分析持续在半个小时左右。
访谈法被认为是基于互动的共同建构的过程【18】，为避免你问我答的形式对数据效度的影响，研究以开放式的问题邀请被访者逐步进入状态，通过适当的回应和追问，尽量让采访者把握整个访谈的节奏，鼓励对方谈真实感受和想法，而非应该是什么的规范性回答。为了让访谈更加深入，时常常辅助“您能举个例子吗？”“能否谈谈您印象最深的一次审稿印象”等问题。
每进行完一次采访后，研究者都对受访者的回答进行迅速整理，并根据已有的访谈结果及时调整下一次访谈的侧重点：
1）一些已经被反复提及并相对信息饱和的问题会简化处理；
2）某些没有被涉及或谈得不够充分的问题则会在下一个研究中不断追问；
3）受访者提出的一些超过既定访谈提纲但有价值的问题会及时补充进来，并会以“我们的上个访谈提到过……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的形式在访谈者之间形成对话。
受访者提供的所有的信息均在访谈后被迅速地转录成文本，遵循分析性归纳【19】和持续比较【20】的路径，首先对文本进行了总体浏览和讨论，并记录下感受和笔记。其次，通过逐行阅读和分析，结合笔记，辨识出关键词和相关主题。最后，不同的主题被组织整理在研究提出的三个研究问题之下。
（一）定位与发展：主办方的影子
不同于西方学术期刊隶属于专业协会或出版集团，我国《出版管理条例》对期刊的申请、审批和出版提出了明确要求，我国的期刊主管主办单位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系列：社会科学院系列、高等院校系列、部委党校系列、社科联系列、新闻出版业系列【22】。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中，来自行业协会、出版社、报业和广电等业界的主办单位占据了绝大部分（详见表1），这也反应了这个学科与业界的密切联系。在本文分析的6本CSSCI来源期刊中，4本为研究所和大学主办、2本为业界主办（详见表2）。
学术期刊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较长的历【23】，其历史的遗产和惯性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国学术期刊是建立在单位的体系模式上，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一性质对于期刊的定位和学术把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一位编辑指出的：“我国的学术报刊最早的定位是本单位的科研辅助机构，它承担了为本单位教工发表论文的功能。随着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报期刊从最早的在本单位求生存转变为在市场中求生存，开始有了定位、发展和竞争这一套市场话语逻辑。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
《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主办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在这份期刊的网站中，办刊追求被明确地表达为“代表中国新闻学、传播学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引领中国新闻学、传播学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对此，其期刊编辑解释其“引领”的功能：“大家开玩笑说我们是国家队。我们的身份的确很特殊，一方面我们要做主流价值观的建构者、宣传者和引导者，另一方面要做纯学术，引领学术和理论发展。”这位编辑解释说：“我们的定位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对现实有指导，一个是对理论有推进。大家看了我们的期刊就知道，我们不发业务类的稿子，也不发经验感悟文章、访谈类文章，也很少发书评，（我们的论文）基本都是纯学术的。但是我们做一些学术基础类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有个名词专栏，是对新闻传播学基础核心概念进行梳理，这些概念是学科和学术发展的根基，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做这些基础工作，由此也能反映出我们期刊的定位和取向。”
本领域学术期刊的主办方还有很多来自高校，本文研究对象的6本期刊中有3本直接隶属于高校，各个高校/院系的独特性充分地体现了在这几本期刊上。《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和《新闻大学》都是由国内实力雄厚的新闻高校或院系主办的，这三家期刊的编辑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并认为期刊的定位发展和所在高校或院系的整体愿景密不可分，三家期刊的定位也因此各具特色：
《国际新闻界》的国际化发展走在前沿，它较早实施网络投稿、匿名评审制度，也是目前唯一一本刊发英文论文的中文新闻传播类期刊。在其官方网站中，“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 瞄准国际学科前沿”“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国际性学术期刊”这类的措辞表达也集中体现了其国际化的视野。这本期刊的编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国际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确实在凸显我们的国际化色彩，比如注释要求中英双语，刊登海外优秀学者的访谈，刊发英文文章等。之所以这样做，同时也与我们学院的国际化特色、海归教师越来越多、大部分老师都有国际交流的经验，大家容易达成这样的共识有关。”
《现代传播》的主办方中国传媒大学是一所极具鲜明传媒专业特色的高校，其编辑提到，“我们的期刊曾经是以广播电视为主的，这也和传媒大学之间的定位有关。这几年随着网络的发展，我们紧跟学术发展，增加了新媒体网络等专栏，但是广播电视仍然是我们的保留栏目，也是特色栏目，这可能是别的期刊没有的。所以在这个历史的惯性下，如果没有其它太大的变化和挑战，我们未来的发展还是保持传统，微调创新。”
作为另一家旗舰期刊《新闻大学》的定位则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发展一脉相承，其编辑提到“我们期刊的侧重点都和学院历史有关，复旦新闻传播教育是全国高校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因此我们对于新闻史论很重视。同时，传播学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复旦在其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传播理论也是我们（期刊）的重点。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是是我们的传媒教育栏目，这和复旦新闻学院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有关系，我们的理念就是教育在学术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去年（2016年）的期刊大概发了6篇左右的传媒教育的文章”。
不同于以上研究机构和高校，《当代传播》和《新闻记者》这两本由业界主办的期刊呈现出不一样的特征，两本期刊都由新闻报业集团主管，在发表内容上不同于以上四本期刊，呈现出较强的实践应用性。《新闻记者》的编辑在详细介绍了该刊历史、强调管理主体对其定位的影响后提到“近些年我们的定位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主要是新闻实践业务，现在主要偏重学术，但是与《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的纯学术不同，我们在学术性的基础上强调现实性，具体来说就是针对目前传媒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和现象有回应”。《当代传播》的编辑则强调了作为唯一一本偏远地区的新闻传播CSSCI期刊，他们在文化、资源和经济等各个方面所面临的困境。为兼顾生存和发展，他们协调性地处理着学术和实践应用两个方面的发展。
中国新闻传播学6本CSSCI来源期刊的主管主办单位和办刊宗旨（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二）匿名评审：沉重的翅膀
传统的学术期刊实施的是三审责任制的审稿流程，即通常由编辑初审、编辑部主任或副主编复审和主编终审，对出版内容逐层把关。这最早可以追溯到1952年《关于国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1980年国家出版局颁发的《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重审了这一制度，1994年新闻出版署签发的《加强图书审读工作的通知》，强调指出“必须加强出版社的‘三审制’”。作为保障出版内容的三审制，毫无疑问凸显了编辑在稿件把关中的重要地位。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的学术期刊开始引进西方的“匿名评审制度”，这和当时人文社科的学术规范化讨论密切相关。匿名评审依靠的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专业评判，这无疑改变了三审制中编辑对于知识把关的主导模式，有助于提升评审专业性的“翅膀”。我国新闻传播学期刊也在近些年逐渐实行了匿名评审制度，但正如有研究指出的，我国期刊并非是以匿名评审取代三审制，而是作为补充替代的混合模式【25】。这种混合性所带来的冲突、矛盾和变化，无疑为我们考核期刊的把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是本部分致力解决的问题。
匿名评审的采纳必然给原有的权力结构关系带来冲击，那么是什么原因驱动着学术期刊采纳了匿名评审呢？受访对象认为存在多重原因：
第一，编辑角色和认知的转变。在没有完全实现匿名评审的期刊中（下文称之为“匿名审稿为主-三审制为补充的模式”），虽然受访的编辑仍然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对稿件质量做出判断，正如一位编辑说：“我看了这么多年稿子，来的稿件是好是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没必要出去外审，除非是极个别的有争议的稿件。”但另一位编辑对此做出了另一种回应，“每个人都有自己知识的盲区，我觉得应该打破我什么都行的感觉，认识到我们不行的地方。传播学本身是一个交叉学科，很多东西更新换代又很快，别说是我们编辑，就是知名学者也不一定什么都懂，这就是专业化分工”。
第二，期刊公正性和规范性的体现。各位期刊编辑在接受采访时都提到了匿名评审是海外期刊的惯例，一位编辑这样说：“匿名评审也是标志性符号，体现了我们期刊处于正规化的轨道上。”学术期刊被质疑过其公正性和客观性，例如是否存在关系稿，是否对所有来稿一视同仁，匿名评审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种质疑。一位编辑说“很多期刊喜欢刊登知名学者的来稿，这样确实有助于扩大期刊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但是我们通过匿名评审决定以稿件质量作为唯一标准，因为只有好的内容才能真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虽然大家普遍反映我们的来稿录取率很低，但我们的期刊上还刊发过普通硕士生为一作的论文。因为匿名送审后，就是一视同仁”。
第三，作为关系网络的对抗。私人关系网络被认为是学术公正的阻碍因素，编辑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了这种关系的压力，“你的老师、同门把稿子给你，你说是发还是不发？学术大佬把稿子给你，你拒绝了，以后的会议、评审和项目申请还怎么办？我们中国人是生活在人情社会的，你否定了别人的稿件，他们第一时间不是反思自己的稿件有什么问题，而是质疑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匿名评审被当作专业性的挡箭牌，使得编辑足以对抗关系人情的压力。有位编辑提到“总有一些领导投稿给我们，但是稿件质量很差，我们没有办法，只有说那你通过我们的投稿系统吧。我们现在实行匿名评审，确实不敢给你开这个口子，所有的稿件都要有外审专家建议”。有时编辑将专家作为体现知识把关权威性的背书，正如一位编辑坦言“如果什么都是我们自己做决定，作者也会不服气，他们肯定心里也会质疑我们，你们编辑又不是全才，有什么资格评判别人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专业性东西”。匿名评审不仅作为与外界沟通的手段，也往往成为编辑内部之间协调的工具，“我们编辑部就几个人，有时候大家对一些稿件的意见不合，这个时候引入匿名评审第三方意见就会调节人际关系，这个东西很微妙”。
在以上因素的驱动下，采访的6本期刊编辑都宣称采用了匿名评审制度。但是，这种源自西方专业实践的制度并非被直接移植到中国的实践，每个期刊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节和改造，研究中访谈辨识出不同的匿名评审模式（见表3）：
表3：各大期刊的审稿模式和流程
从表3的总结中，目前6本期刊的评审模式总的可以划分为“匿名评审为主-三审制为辅的模式”和“三审制为主-匿名评审为补充的模式”两大类。前一模式所呈现的共性是匿名外审专家的意见正在成为评判论文的主导标准，但三审制、编辑的作用依然较大，此外，该模式又呈现出略有差异的特征：期刊A中编辑、副主编、主编参与度相对比较平均；相比较而言，期刊B中主编扮演的角色要更多一些；期刊C中责编的责任较大，在第一轮筛选和后期的送审中都有较大的话语权。而对于“三审制为主-匿名评审补充的模式”的三本期刊，整个评审过程中基本还是由编辑主导，而匿名评审仅仅被用来决定非常少的有争议性的稿件，不仅如此，对于这些争议性的稿件反馈回来的专家意见，最终也是被当作编辑决策的参考，而非决定性因素。
在分析完动机和实践后，编辑们又是如何评价匿名评审这种学术把关？他们在具体操作中遇到哪些问题，又如何破解？访谈发现匿名评审遭遇到了种种问题。
首先，匿名评审专家都是谁，又如何被筛选出来？一位期刊编辑指出“我们最开始采取了名人路线，给领域的各知名学者颁发聘书，聘请他们当我们的匿名评审专家。结果发现效果甚微，因为大家都很忙，有的专家说给学院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都改不完，更没有时间做外审专家。所以后来我们改变了策略，将所有在我们期刊发表过论文的作者都作为审稿专家库成员，但发现基本上审稿积极的大多是中青年学者，而且通过正式的渠道很难得到回应，经常需通过私人关系才能推进审稿进程”。另外两本期刊则揭示出不一样的情况“其实我们的匿名专家基本上就是自己学院的老师，一方面是都比较熟，也好说话，方便；另一方面我们学院的很多老师本身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们中间很多也被其它期刊聘请为外审专家，所以是完全够格的”。
其次，编辑如何动员这些外审专家进行评审？他们在沟通中有哪些问题？匿名评审作为西方成熟的学术文化，评审专家一般都是免费付出的，大家觉得有义务为整个学术共同体做出贡献【26】。访谈发现，匿名评审一般会付给专家相应的报酬，有编辑认为“这个（报酬）真的是很不好拿捏，给的少了别人没积极性，给的多了我们又有经济压力。但是整体上来说，钱真的很少”。另一位编辑则发现评审专家很难给出非常详细的建设性意见，“有的专家一直拖着，作者一直在问，我们夹在中间也很无奈。有的时候收回来的评审意见也不负责任，有的回复就一句话说此稿可用，有的则是很笼统地提出一些泛泛意见，这些其实都没有办法帮助作者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这种匿名评审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果，贾鹤鹏等人基于中国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的研究发现，相当一部分学者之所以热衷于国际发表，正是因为他们能从匿名评审专家那里得到专业和负责的修改意见，这样帮助他们加强和同行的交流，提升自我学术水平，而这恰恰是国内的学术评审所欠缺的。【27】
最后，期刊编辑不同程度上都认为匿名评审不能照搬西方学术界的模式，三审制度依然应该发挥作用。期刊的体制身份、学术共同体的惯习、期刊发展需求、编辑的职业价值理解成为支撑的主要依据。有编辑认为，“在中国不能纯粹依赖匿名评审，需要三审制把关，新闻传播研究离意识形态很近，如果纯粹靠专家把关，刊物就有可能犯政治导向性错误”。另有编辑说到，“整个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为别人稿件认真提供建议的氛围，所以不能完全依赖匿名评审”，一编辑补充到“匿名评审的时间一般都比较长，作为月刊，我们的压力很大，如果全部按照匿名评审，不可控性太大，闹不好就会出现稿荒，出刊拖期是要受罚的”。另有编辑从刊物实际发展需求谈到，“编辑和专家看评判论文的角度时常不一样，专家会侧重看论文专业性，编辑还要考虑到论文的引用率，引用率高期刊的影响因子就会高”，另一编辑提到，“我们需要名人稿件，这有利于提高期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名人来稿，我们时常免检，来了就发，并且从不拖延，因为他们的稿件一般质量是有保证的，不会忽高忽低，他自身就是品质保证，再去找专家审，就多此一举”。有编辑则从编辑审稿的经验和积极性角度谈到，“编辑自身也是有判断力的，看了那么多稿子，好稿坏稿一眼就看出来，并不需要篇篇都依靠专家，而且有三审制过滤，论文质量不会太差”，更有编辑补充到“如果稿子都让专家审了，那还要编辑干嘛，编辑岂不成了编务人员或校对人员，哪还有积极性”。
（三）把关标准：隐形的规则
如果说前文论述印证，即使匿名审稿制被引入，编辑仍然在学术期刊中充当了核心的知识把关人，那么他们把关的依据和标准到底是什么？面临众多来稿，哪些因素让他们迅速做出决定，拒绝或接受一篇稿件？他们眼中优秀的稿件到底是什么？投稿者又该注意哪些问题？研究的第三部分旨在揭示出这些为人人关心却没有明文标注的重要规则。
哪些原因会导致编辑直接拒绝一篇来稿？每个期刊都在官方网站上明确列出了详细的投稿指南，这些说明往往很详细也很琐碎，但却时常被投稿者忽视。一位编辑举例说，“我们经常收到这样的来稿，内容不错，但是正文中却有作者的信息。面对这样的稿件我们一律退稿，要求作者重新投稿”，“我们非常讨厌来稿不按照刊物的注释体例走，这些注释体例虽然繁琐、似乎不重要，但对刊物来说是‘雷打不动’的规范，好些作者都不重视这块，觉得只要内容好，这些都不重要，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杂志编辑校对干的事，他们不知，如果他们这一关把的不严，会给编辑带来多大的工作量，我经常一下午就改当期来稿的注释，比如英文注释第几卷第几期的大小写，在中文注释的期刊和第几期之间去逗号，每当这时都是心急火冒，怀疑人生的价值，后来，我们就统一规定凡是看到格式体例特别是注释部分严重和刊物要求不一样的，一律作为退稿处理”。另一刊物编辑补充提到：“编辑的侧重点和评审专家还是有所不同。格式是期刊的特色风貌，我们很在乎。我们还对文字差错很在意。国家对期刊的文字差错率有明确要求，不能超过万分之三，我们自己的规定是万分之一。论文内容专业水平的高低时常和编辑没有太大关系，发表论文转引率高低、是否获奖等等都与编辑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如果出现了文字差错率不合格的状况，则是直接对编辑专业技能的否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工作考评。所以对于文字差错率高的稿子，我们很反感，说明作者态度认真，有时就直接退回，让作者校对后再投。”
除了格式上的规范性和文字硬伤等细节方面，编辑也会对论文专业内容进行初次审核，这一关很重要，正如一位编辑提到的，“因为它直接决定你的稿子有没有刊发的机会，有的稿件连送出去外审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在编辑这里就被否定了”。那么，除了大家皆提到的内容导向决不能出错之外，编辑在内容专业性上拒绝一篇稿子的原因都有哪些？我们对六位编辑的回答进行了梳理和归纳（见表4）。
表4：哪些因素导致了稿件直接被拒绝
内容专业性上拒绝一篇稿子的原因都有哪些？我们对六位编辑的回答进行了梳理和归纳（见表4）。
值得关注的是，不同期刊对于稿件的话题性和理论性产生不一致看法，一位在以理论性为导向的期刊中供职的编辑提到“我们要和业界保持距离，不能什么议题最火最热我们就刊登什么。我们强调慢热，因为现象很多很快，但是理论需要沉淀”。而另一本以实践为导向的期刊则强调“我们要回应业界的实际问题，他们是我们的读者”。当我们将这两个不同的看法在访谈中和一位编辑沟通时，他指出每本期刊都有自己的读者和受众，关键是看自己的读者是谁，以及他们的阅读需求是什么。这无疑又回到了本文前面讨论的期刊定位，目标受众和期刊的论文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在此基础上，优秀的论文又应该具备什么因素呢？好几位编辑都提到了“文无第一”，优秀稿件的评判本身就是一件很主观的事件，但是他们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文章的引领性，一篇论文是否对于既有知识有突破并引导领域学者朝这领域迈进一步。三位编辑都说到，这种引领性并不一定要学术界都认可，有争议也没关系，一位编辑解释到，“引发大家对某个问题的思考，激发大家的讨论，这就是一篇好的研究。作为期刊，它的核心使命不是光发文章，而是以此平台来促进学术共同体的沟通交流”，另一编辑则说到，“现在这类争论性文章太少，学者之间往往是你好我好，一团和气，这种风气不好，学术研究就是在不断试错、争议中前进的，我们非常希望看到与人商榷的文章”。
研究的理论贡献。尽管不同期刊有不同的定位和导向，但是访谈的编辑都认为评判一篇研究型论文最核心的标准就是其理论贡献。“没有理论贡献的文章在我们这里是发表不出来的”，一个编辑说，“理论贡献分为不同层面，有的是验证既有的理论在新的时空情景下是否适用；有的是补充原有的理论，比如说回答没有回答的问题；最高层面的就是创建新的理论”。尽管如此，这位编辑还是承认“大部分研究还是停留在理论验证的层面上”。
论文的创新性。在我们的访谈中，编辑反复提到了论文的创新性，正如一位编辑指出的“我们每天要看大量的稿件，很容易产生审美倦怠，这个时候如果一篇稿子是不痛不痒或者泛泛之谈，很容易被拒绝。”至于何为创新，访谈的编辑也提出了创新的不同层面和程度，这包括新的议题、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和新的发现，受访者普遍认为论文必须对既有知识有新的增量。
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的展示和沟通平台，处于整个学术生态的核心位置。然而，期刊内部对稿件的筛选过程却一直鲜为人知，成为学术界重要却隐形的知识。研究通过对新闻传播学领域6本CSSCI期刊编辑的访谈，旨在通过探索这个很少被触及的领域，揭示学术期刊如何作为把关人影响学术生产。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研究得出一系列值得继续探索的发现：首先，因为隶属于不同的组织机构，学术期刊的定位强烈地受到了所在组织的影响，正如上文一位编辑提到的，期刊的定位和所在学院一脉相承。期刊的人员、工作流程和财政等直接由所在组织管理，这些都加剧了期刊对于隶属组织的依赖性，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学术期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其次，研究重点探索了“匿名评审”这种西方学术实践的引入、实施和存在问题。在传统的“三审制”中，期刊编辑承担了学术审核最主要的责任，也因此成为学术审核客观化、公开化争论的焦点问题；“匿名评审”并非是简单地对于编辑认知专业化、期刊公正性和规范性的回应，在中国人情社会的特殊语境下，也被编辑作为调节、对抗某些关系的策略性工具，从而赋予其丰富的本土意涵；在匿名评审的实施过程中，其并未完全成为主导制度，甚至是作为补充元素被吸纳进原有的审核体系，这一方面缘于匿名评审所依赖的学术共同体、匿名评审文化以及学术惯习等外部因素在我国尚未成熟，另一面也与期刊的体制身份、期刊实际发展需求和编辑自身的职业价值理解等客观内部因素密切相关。最后，研究探索了编辑个体层面对于稿件的把关标准，从被拒文章和优秀文章两个层面展开调研，细致阐述了编辑的评判标准，这为学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研究对知识生产的相关话题进行了探索，在经验材料上进行了有益的贡献，但在理论层面仍然有所欠缺。基于该研究在期刊和组织、论文评审制度以及评判标准等方面的展示，未来的研究可以借助不同的理论视角挖掘具体现象背后“为什么”的深层次知识，诸如宏观层面政治对学术自主性的影响，中观层面上期刊把关、学术评审和组织考核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微观上作者与编辑、匿名评审专家的行为互动对文本内容的影响等等，这些都将加深对于学术知识各个层面和环节的理解，加强研究者对于学术场域反思性的思辨性认识。
注释：
① 苏钥机编：《“学术出版与传播研究”圆桌会议讨论》，《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年第23期。
②苏钥机等：《中华传播研究的现况：谁做甚么和引用谁》，《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年第23期。
③李红涛：《中国传播期刊知识生产的依附性：意识形态、机构利益与社会关係的制约》，《 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年第23期。
李红涛：《匿名评审与学术把关正当性——以中国传播领域学术期刊为中心的考察》，《新闻与传播评论》，2012年。
④翁秀琪：《学术期刊与学术生产、学术表现的关联初探：以台湾传播学门学术期刊为例》，《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年第23期。
⑤ Benson, J. F.Inside the Editor's Black Box: 10 Years of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vol.44,no.1, 2001,pp.3-19.
⑥ Tewksbury, R., & Ehrhardt Mustaine, E. Cracking open the black box of the manuscript review process: A look inside Justice Quarterly.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Education, vol.23,no.4, 2012.pp.399–422.
⑦ Waisbord, S.Behind the Curtain of Editorial Decision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66,no.2, 2016.pp.207-210.
⑧参见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邓正来：《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社会学家茶座》,2004年第 7期。
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第二批认定学术期刊认定情况的公示》， http://press.gapp.gov.cn/reporter/contents/245/314118.html，检索于2017年2月12日。
⑩曲飞帆、杜骏飞：《201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期刊发展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1期。
【11】曲飞帆、杜骏飞：《201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期刊发展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1期。
【12】 Silverman, F. H.,Publishing for tenure and beyond,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1999. pp.126-128.
【13】陈昌凤：《2013--2017年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暨学科评议组工作会议》，2016，http://weibo.com/1877509425/DAOtjgKZw。
【14】曲飞帆、杜骏飞：《201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期刊发展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1期。
【15】Neuman, W. R., Davidson, R., Joo, S. H., Park, Y. J., & Williams, A. E. The seven deadly sin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58,no.2,2008.pp.220-237.
【16】李红涛：《中国传播期刊知识生产的依附性：意识形态、机构利益与社会关係的制约》，《 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年第23期。
【17】 Li, H., & Lee,
C. C. Guanxi networks and the gatekeeping practices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s in China.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7,no.4, 2004.pp.355-372.
【18】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2002.p.28.
【19】 Goetz, J.& LeCompte, M.Ethnography and qualitative design in educational research,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84.p.58.
【20】 Miles, M. B., & Huberman, A. M.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 book (2nd ed.).Thousand Oaks, CA: Sage,1994.p.128.
【21】《期刊出版管理规定》，2008年4月28日，http://www.gapp.gov.cn/news/1675/110683.shtml。
【22】张耀铭：《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3】尹玉吉：《中西方学术期刊审稿制度比较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7月。
【24】邓正来：《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迈向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的第二阶段》，《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5】李红涛：《匿名评审与学术把关正当性——以中国传播领域学术期刊为中心的考察》，《新闻与传播评论》,2012年。
【26】魏然：《SSCI期刊评审制度与投稿技巧》，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演讲，2017年3月3日。
【27】Jia,H., Miao, W. & Zhang,
Z.Road to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cholars.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27,no.2,2017.pp.172-192.
来源：作者投稿，原文见《现代传播》2017年第6期
编辑：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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